屈原、沈从文生活于相同的地域,楚地的自然环境因素对两位作家的创作风格、文化个性形成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两位作家所表现的地域空间都是楚地,其大者有楚天楚地、楚山楚水,其小者有香木芳草、奇珍异物,家乡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很自然地成为作家宣泄情感、表情达意的手段。
一、水:楚文学永恒的主题
屈原的《九歌》写水神的有三篇:《湘君》、《湘夫人》、《河伯》,而写山神的只有《山鬼》一篇。《九章》中的诗篇基本上是纪行纪实的文字,《涉江》:“乘鄂渚而反顾兮,?秋冬之绪风,步余马兮山皋,邸于车兮方林。乘?船余上沅兮,其吴榜以击汰。” ①“朝发枉渚兮,夕宿辰阳。”② “入溆浦兮,迷不知吾所如。”③诗歌描绘了诗人离开陵阳,远去西南,由鄂渚至方林入洞庭,溯沅水经枉渚,至辰阳,最后到了溆浦,行程基本上是水路。当然《九章》、《离骚》中的水还没有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诗歌,而作为人物的活动背景出现,也就是说是伴随着抒情主人公的艺术形象出现的。例如《湘夫人》是描绘一对配偶神的恋歌,所展示的是楚地的水乡风光。
在《湘夫人》中,诗的开头就向我们展示了微波荡漾的洞庭湖,主人公萌动的爱情在这一派清波中令人心旌摇荡。等待的人迟迟不来,湘君变得犹疑起来:“沅有?兮醴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荒忽兮远望,观流水兮潺?。”④主人公盼啊盼啊,神思迷惘。有水就是兴,有兴就是爱,就是纯诗。
水意象在沈从文的小说中表现突出。沈从文常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倾向不可分。”⑤ “我虽离开了那条河流,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景,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是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⑥水的颜色、声音、特性,无不染上作家的主观感情,形成沈从文小说中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沈从文和屈原都偏爱水,其中原因主要包括地理环境因素、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以及楚地独特的文化氛围及别致的灵巫观念,再加上两人都心系故乡,有与故乡人民心连心的情怀。
(一)水波荡漾――楚地独特的地理环境
屈原和沈从文时代的人出门都走水路,水是楚人的生命。他们都生活于水乡,与水朝夕相处,必然会将水的气质内化到心中,融入自己的创作风格,显现于外,表现出天然而极具灵性的神韵。另外,这份情结又铸造了楚人如水柔弱又似水强韧的性格。南方人柔顺,北方人刚毅,而楚人处江汉之间,虽属南方却刚毅异常,这份刚毅与楚山楚水所营造的独特地理环境的养育大有关联。
(二)放逐于沅湘之间――独特的生活经历
《渔父》写道:“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⑦可见诗人虽远离国都,却心系魏阙,虽粉身碎骨而矢志不渝。“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尘埃乎?”⑧诗人饱受冤屈,只能把一腔愁情向长江大河倾泄,“浩浩沅湘,分流汩兮,修路幽蔽,道远乎兮”。屈原作品中的水生态是诗人痛苦中的知己,如果没有这段与沅湘结伴的经历,诗人作品中就不会总是晃动和流溢着水的色彩,流淌着水的声息。
湘西多水,屈原漂流过的沅水就流经整个湘西。沈从文的生活差不多每日都与水有关,他说:“我的‘青年人生教育’恰好在这条水上毕得业。”“从汤汤流水中,我明白了多少人事,学会了多少知识,见过了多少世界!”⑨即使到了20岁以后,他到北京去读另一本“人生大书”时,心里仍装着故乡的沅水,水融进了他的生命中,成了他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他最满意的作品常以船上水作为背景。两位作家的心灵受沅湘水的洗涤,有着水一样的纯洁高尚的品性,他们把人生理想都建筑在水上,希望用水去感化大地,普度百姓。
沈从文踏着屈原走过的江水,不自觉地继承这份具有楚地地域特色的水源生态血脉。艺术总是与地域人文环境倾向相通,屈原、沈从文的作品自然会将水作为表现主题,他们都自觉地承载了这份源于古楚的水,也表明他们心系故土。
二、香花、芳草、橘树、翠竹
据曹大中《花草树木与屈赋的文学魅力》一文统计,屈原的27篇楚辞作品中,涉及天宫地府、陆上水中的花草树木共有253次左右。屈原的《楚辞》向我们展示了楚地的自然景观,同时诗人还借用幽花芳草建构了一套独特的象征系统。这种象征系统成为一种原型模式,对沈从文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所以,沈从文的作品也出现了一系列的香花、芳草、翠竹意象。
屈原、沈从文笔下的幽花芳草向我们展示了南楚大地的奇异风光,衬托出楚地山光水色的秀美。另外,它们作为意象,具有多层涵义。首先,鲜美的花可以用来表达爱情,如《湘君》中“采芳洲兮杜若,将以遗兮下女”,《湘夫人》中“搴汀洲兮杜若,将以遗兮远者”,《山鬼》中“被石兰兮带杜衡,折芳馨兮遗所思”。而沈从文《边城》中翠翠攀折的虎耳草,《山鬼》中山洞中遗落的花瓣,《阿黑小史》中花瓶里的月季、野花、菖蒲,都是主人公表达爱情的信物,象征着爱情的纯洁、真挚。作为象征符号,这些香花芳草还寄寓了作家的理想,屈原用花芳草来修性,培养自己高尚的品质,用香花芳草来亲近楚王,表达对楚王、朝廷的忠贞。这种托物言志的方式在沈从文的笔下也有表现,那青翠的竹簧、肥大的虎耳草,那妩媚的花瓣,那不受污染的野花、红枫、银杏、白杨,融汇成一派明净的自然,这一派水土养育出纯洁、善良、自然人性,这正是沈从文的人生理想吗。只不过屈原追求的是政治理想,沈从文追求的是人生理想,后者比前者要平淡、温和得多。
在这些芳草花树中,有一种典型的树木,都出现于两位作家的笔下,是两位作家着力歌颂的。《橘树》和《长河》中都描绘南楚的一种典型的果树――橘树,绿叶丹实,烂漫照眼。沈从文在《长河》中写道:“两千年前,楚国逐臣屈原,乘了小小白木船,沿沅水上溯,一定见过种橘子树林,方写出那篇《橘颂》。”⑩也许,沈从文也是受《橘颂》的启发,才写出了这篇以橘子园里的人事为主线的小说。
橘树外形优美、婀娜多姿,更重要的还有“行比伯夷,置以为象兮”的优秀品质。屈原通过对橘树的高贵品质的赞颂,表现了自己的人格个性,《长河》中那一株株橘树应是湘西辰河岸边滕长顺及其夭夭们的化身。沈从文在故事中以橘树为底色,以橘子为线索来反映湘西的“常”与“变”。作者在题记中这样写道:“就沅水流域人事琐琐小处,将作证明,希望它能给外来者一种比较近实的印象,更希望的还是可以燃起行将下乡的学生一点克服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另外却又用长河流域一个小小的水码头作背景,就我所熟悉的人事作题材,来写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橘树“深固难徙”的品质是湘西有古朴人群的真实写照,他们有着屈原式的爱国品质,在抗战到来之时,需要的也正是这种品质。《长河》题记结尾写道:“在我所熟悉的读者一部分人表现上,我已看到了人类最高品德的另一面。事如可能,最近便将继续在一个平常故事中来写出我对于这类人的颂歌。”沈从文从屈原那里继承了橘树原型来表达理想,用以对湘西社会淳朴人性的歌颂,在大敌当前之时,让橘树散发出的一腔爱国之志得以弘扬光大。
人创造了环境,环境也改造了人。我们从屈原、沈从文作品中体现出的一脉相承的水情结、香花芳草、橘树意象,可以更好地理解楚文化的绚烂多姿、灵动天真的品性以及楚人自由、浪漫、多情、坚贞的个性。
[注释]
屈原:《涉江》,《楚辞》,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82,83页。
屈原:《湘夫人》,《楚辞》,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33页。
⑤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故事》,《沈从文散文》第二集,中国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231页。
⑥沈从文:《边城》,《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7、209页。
⑦⑧屈原:《渔父》,《楚辞》,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年版,第124、135页。
⑨沈从文:《我的写作与水的关系》,《沈从文散文》,中国广播出版社1994年版,第167页。
⑩沈从文:《长河》,《沈从文小说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344、346、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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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心游记》是一部介于现实与想象之间的典型著作。他以旅行日志的形式介绍了一次探索地心的旅行。而这次旅行并不仅仅是一次从地面向地心的空间转移，它也是一次穿越历史的时间之旅。
“我们已经到达了植物和动物初次出现的时期的岩石旁边”“我们在这里遇到了世界上第二时期——过渡期——的植物，它们在古代就是树”“它们是古代动物的骨头”“到了这时候，叔父的惊奇和愉快就可以理解了，尤其当他再往前走了二十步以后，他发现自己面前有一个第四纪人的完整的标本。”“这显示了第三纪植物的洋洋大观，不知属于目前哪一种类的高大的棕树、松树、水松、罗汉松、柏树这里都有，这些树都被一大片密得不透眼的藤连在一起，地上全是苔藓和地钱。”
主人公们发现了一个和他们所居住的世界完全不同的环境，这是一个属于远古的环境。我们可以在作者的描述中看到在地球内部穿越的距离与历史的回溯之前强烈的联系，犹如时间在倒带，不同的地层对应着不同的时期，把远古的场景展现在我们眼前，可以说主人公们在完成一次探索地心的冒险同时，也完成了一次回望历史的过程。
凡尔纳创作每一部作品时对自己都有要求，他的作品都经过周密的构思。他的作品是文学与科学的结合，作品的内容涉及到各个领域。
在《地心游记》中，通过主人公旅行的深入，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展示给我们的地层和相应生态环境的变换，涉及到许多地质学、矿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
另外，凡尔纳提及中国的小说还有好几部。
在1892年出版的一部小说《特派记者与克劳迪斯?彭巴纳克》中，主人公是一名新闻记者，小说讲的是该记者乘火车从巴黎到北京的一次虚构的旅行，小说末尾的第三章就是以中国为背景的。凡尔纳另外还有几部小说，如《布朗里肯太太》（1891）中也有两位中国人物，都姓李，一个名叫李盛欧，一个名叫李普奇（一个懒汉）；在《征服者罗伯》（1886）中，一架飞行机器到北京上空盘旋，凡尔纳从空中对这座城市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在作品《著名的旅行及旅行家》（1878）中，凡尔纳用了大约100多页去描写发现中国大陆的早期旅行；《18世纪伟大的航海家们》(1879)也用了30多页描写中国。即使在《海底两万里》（1870）中也有不少描写中国的部分。
科幻之父儒勒·凡尔纳只有唯一的一部以中国为背景的小说《一个中国人在中国的遭遇》，书中细腻笔触描述19世纪中国的种种风貌，字里行间表达对中国的敬慕之情。
但他并没有对中国崛起做出预测。
关于凡尔纳的伟大预见性。
儒勒·凡尔纳在1863年写了一部小说：《20世纪的巴黎》（Paris in the 20th Century）。这部小说被尘封并且遗忘了长达一个多世纪，直到凡尔纳的重孙发现了它，并且在1994年首次出版。在书中，凡尔纳预言了巴黎在1960年可能会呈现的面貌。他的小说中充斥着在19世纪看来显然不可思议的科技，包括传真机、一个世界性的通讯网络、玻璃建造的摩天大楼、燃气动力汽车和高速高架火车。
从某种程度上说，凡尔纳预言了二十世纪宇航科技的诸多成就，只不过他的这些预言是以科幻小说来表达的。凡尔纳在自己的小说中大胆并科学地预测了许多后来完全实现了的东西，比如直升机、潜水艇、人类进入太空、中国的崛起、电子广告、霓虹灯、电子计算机等等。《从地球到月球》这部作品中的很多数据，包括发射地点（佛罗里达卡纳维拉尔角）、飞行时间、登月人数都与后来的美国阿波罗计划完全一样。
凡尔纳的一本最有预见性、但读过的人最少的小说是《一个美国记者在公元2890年的日记》。书中的纽约名叫环球城，公路两边都是一千英尺高的摩天大楼，气候由人工控制，庄稼可在北极生长，广告放映在云端上;书中主人公编的《地球先驱报》，拥有八千万读者;记者将新闻从木星、火星、金星上转播回来，人们坐在自己家中就可看到各地发生的大事。这些与今天的现实简直一模一样。然而，这是凡尔纳在一百年前所描绘的情景。正如法国著名的利奥台元帅所说：“现代科学只不过是将凡尔纳的预言付诸实践的过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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