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资车企利润的下滑，也导致了它们为上市公司所贡献的利润下滑。其中，上汽集团在2020年上半年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投资收益40.5亿元，同比下降66.5%；东风集团上半年年从合资公司取得的利润则从去年的67.85亿元下降至32.24亿元，同比减少了35.61亿元；广汽集团的合营企业与联营企业利润份额则约为39.87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8.79亿元；长安 汽车 上半年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则为-5.28亿元。

2020年上半年上市车企及主要合资企业业绩情况

对于合资公司净利润下滑的原因，大部分车企在财报中都解释“主要是受到今年上半年疫情导致市场整体需求下滑的影响”。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乘用车市场销售787.25万辆，同比下滑22.4%。在这之中，德系、日系、美系、韩系和法系乘用车分别销售196.79万辆、186.27万辆、73.42万辆、32.88万辆和2.48万辆，与上年同期相比，德系和日系乘用车销量同比降幅均低于行业，美系、韩系和法系同比降幅均超过20%。

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净利润下滑的合资企业中，有些还出现了严重亏损的情况。这说明，大环境已然不是直接导致合资车企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这或从侧面意味着，“利润奶牛”已不再是合资品牌的特有标签。

从“利润奶牛”到业绩“拖油瓶”

在统计范围内，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亏损的合资公司共4家。其中，上汽通用五菱亏损6.3亿，下滑幅度远高于行业至175%，也因此成为上汽合资板块中唯一一家亏损公司。上汽通用五菱的亏损主要是单车利率低、盈利能力弱所致，财报信息显示，上汽通用五菱每卖一辆车就要承担约1184元的亏损，而其在今年上半年销量为53.1万辆。为此，在2018年底，上汽通用五菱曾计划进行战略调整，投资约115亿元在2018年-2020年间去实现产品、品牌和技术的升级。

除上汽通用五菱外，广汽三菱、长安福特以及广汽菲克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亏损。其中，广汽三菱净利润亏损了13.2亿元，下滑幅度高达235.1%，与日系三巨头丰田、本田与日产之间有着明显差距。

广汽三菱的亏损主要是因其自身产品结构单一，从而导致销量乏力,品牌被边缘化。相关信息显示，目前广汽三菱的销量依赖欧蓝德一款车型，属于典型的单条腿走路的车企，而欧蓝德目前已接近产品生命末期，竞争力大不如前。体现在销量上，今年1-7月，广汽三菱累计销售34679辆，与去年同期74113辆相比，暴跌53.2%。由于销量的下滑，此前三菱在中期发展规划中表示，未来将以东南亚为核心市场，辐射大洋洲、中东等重点市场。因此，外界甚至猜测，未来广汽三菱或将像长安铃木和东风雷诺那样断腕退出中国市场。

曾经长安 汽车 的“利润奶牛”长安福特，以及广汽集团的“增长引擎”广汽菲克则因为产品自身口碑的原因，在华表现从风光走向低迷。具体来看，2016年是长安福特的“高光时刻”,销量为95.75万辆,在随后的两年多时间里,长安福特销量下滑幅度超过六成,2017年销量下降到82.8万辆,2018年销量下跌至37.78万辆。

在对上市公司的利润贡献上，2016年长安福特净利润达到181.7亿元，这一年，持有长安福特50%股权的长安 汽车 净利润为102.9亿元，长安福特的净利润占到长安 汽车 净利润的88%。2017年，长安福特净利润与营收继续上升，分别为121.7亿元和1060.2亿元。

但到了2018年，长安福特亏损8.0亿元，营收为497.5亿元，而这也导致了长安 汽车 整体业绩的下滑，当年长安 汽车 实现营业收入约663亿元，同比下降17.14%；实现归属母公司的净利润约6.8亿元，同比下降90.46%。今年上半年，长安福特净利润为-11.40亿元，亏损幅度较去年(-7.77亿元)进一步扩大。

广汽菲克的“起落”时间点与长安福特有些类似。其从2015年国产自由光开始,经历了一段高光时刻，2016年其创下近18万辆的高销量，实现260%的增长；2017年全年销量达到22.23万台，同比增长23.6%；但2018年广汽菲克停止了高增长，全年销量下滑至12.5万辆，同比下滑幅度达40%；今年上半年，广汽菲克实现净利润-13.2亿，同比减少47.1%。

盈利能力走下坡路

除了上述4家亏损的合资车企，今年上半年另外一些合资车企虽然仍在盈利并且对上市公司贡献了大额利润，但它们的盈利能力已开始大打折扣。

例如，被誉为上汽集团“三驾马车”（上汽通用五菱、上汽大众与上汽通用）中上汽大众与上汽通用，为上汽集团所贡献的净利润分别为69亿元、17.8亿元，同比下滑30%与75%。其中，上汽大众一直是对上汽集团利润贡献最大的子品牌，但今年上半年上汽大众却因为帕萨特碰撞成绩不佳影响了品牌口碑和企业声誉，以及斯柯达品牌被市场边缘化等原因，出现了销量的持续下滑。而上汽通用则是因为近几年“以价换量”的市场战略，导致别克、雪佛兰和凯迪拉克三大品牌之间形成内耗，从而致使品牌溢价下滑与市场竞争力下降。

曾经将“日系车”作为重要利润支柱的广汽集团，在今年上半年也面临着广汽本田净利润同比下滑的压力。报告期内，广汽本田为广汽集团提供了36.3亿元的净利润，同比下滑16.7%；而长安 汽车 唯一盈利的合资公司长安马自达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59亿元，同比下滑24.6%。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合资板块亏损严重，长安 汽车 在今年上半年还将长安标致雪铁龙 汽车 有限公司50%的股权出售，该交易增加了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4亿元。

东风集团虽并未在财报中公布具体合资公司贡献的净利润，但其也在财报中提到了关于合资板块利润的下滑。其中，东风 汽车 有限公司利润同比下降16.74亿元，东风本田利润同比下降9.67亿元。另外，东风集团从联营企业获得的利润大幅减少，其中投资PSA集团收益减少13.13亿元。

当然，也不是所有合资公司净利润都出现了下滑。例如，广汽丰田与广汽本田就谱写了一曲广汽集团利润的“冰与火之歌”。报告期内，广汽丰田贡献给广汽集团的净利润为56.4亿元，实现了同比23%的增长，与广汽本田的同比下滑形成了反差。

华晨中国则在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净利润却不降反升，这主要得益于其合资公司——华晨宝马的利润贡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华晨宝马对华晨中国贡献的未经审核净利润达到43.83亿元，比去年同期的35.52亿元增长23.4%。得益于高额利润，宝马集团还宣布将在2022年以36亿欧元（约合人民币287.5亿元）收购华晨宝马部分股权，将持股比例从50%提升至75%。

这与另一家豪华车企奔驰在华的情况有些类似。今年上半年北京 汽车 虽未公布北京奔驰具体利润，但其在上半年营收为749.2亿元，占北京 汽车 总收入的96.23%，成为了绝对营收大头。但北京奔驰的毛利率由去年上半年的28.3%下降至今年的26.5%。因此也有消息表示，戴姆勒准备重新启动与北汽关于增持北京奔驰股权的谈判，计划将其在北京奔驰的股比从49%提升至65%。

行业分析认为，未来随着股比限制的进一步放开，中国上市公司或将在类似于奔驰、宝马这种强势外资品牌身上获取的利润进一步减少。另一方面，从当下来看，由于合资车企本身盈利能力的下滑，这或将倒逼那些利润倚重于合资公司的集团去发力自主业务板块，以让自己在市场有立足之地。

21深度｜浙江慈溪企业逃废债“借尸还魂”记

靠着宝马金字招牌躺赢的华晨汽车，慢慢陷入腹背受敌的囧境。

10月23日，华晨集团未能按期兑付，规模为10亿元的私募债券“17华汽05”，发生实质性违约。按照相关规则，华晨旗下所有债券即将停牌。

公开信息显示，“17华汽05”发行规模为10亿元，票面利率为5.3%，10月20日，该债券被调低债项评级至A+。

对此，华晨方面也作出了相关回应——当前资金确实出现暂时困难，所以未能按期兑付到期债券，集团正在积极努力研究解决办法，相信华晨一定会积极妥善解决债券问题。

然而，表面看起来平平无奇的债券背后，站着的却是一家隶属于辽宁省国资委的千亿汽车巨头。

不“寄生”于宝马，华晨何去何从？

8月21日，华晨汽车发布了2020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报告中显示，华晨中国今年上半年营收14.5亿元，同比下降23.85%；净利润则为40.45亿元，同比增长25.24%。

华晨中国在营业收入大幅下滑的情况下，净利润却不降反升，主要得益于其合资公司——华晨宝马的利润贡献。官方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华晨宝马销售新车26.2万辆，虽然销量同比减少0.8％，但由于产品升级换代使单车利润提升，上半年实现净利润高达43.83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4%。如果去掉从华晨宝马得到的利润分成，华晨中国今年上半年的其他板块总体亏损达到3.38亿元。

不幸的是，依靠华晨宝马取得的亮眼净利润，即将随着华晨中国与宝马集团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实施而走向黯淡。根据协议，宝马汽车将以36亿欧元收购华晨宝马部分股权，持股比例将提升至75%，而股权调整的变更工作将在2022年完成，到2022年，华晨中国将仅持有华晨宝马25%的股份，其从中获取的利润也将腰斩，在此之前，华晨应需要找到新的赢利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利润奶牛”宝马的贡献率下降以及车市下滑的双重冲击下，华晨集团却在“十四五”规划中上调了销量目标，表示到2025年将达到195万辆的销售规模。

事实上，现今身负改革重任的阎秉哲上任后大部分时间却保持沉寂状态，腹背受敌的华晨面对如此压力，又该何去何从？

上任一年半，阎秉哲至今仍“以不变应万变”

2019年4月1日，在任将近13年的华晨集团董事长祁玉民突然提前退休，由阎秉哲接任。

资料显示，阎秉哲于80年代获得中文专业学士学位，在秘书岗位工作几年后，负责城管方面的工作，其间获得了东北大学授予的哲学博士学位。经过沈阳市多个辖区的岗位历练，2017年升任副市长。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原本以为阎秉哲时代的华晨能在荆棘密布的车市上点燃一把向上之火，然而让外界大跌眼镜的是，身负改革重任的阎秉哲上任后大部分时间却保持沉寂状态。

有关新闻报道称，阎秉哲自接棒华晨汽车董事长以来，带领华晨积极为建立一个覆盖产品研发、采购、制造、销售和服务的完整产业链而努力拼搏，通过一系列改革创新举措，激发企业内生动力，并巩固和深化与宝马、雷诺的合作，探索新的营销模式，全面布局出行服务事业。?

但以上这些动作，在车市并没有掀起多大波澜，也没有引起公众的关注和华晨的蜕变。一方面既没听到其个人对于未来企业战略规划的全新变革性思路和部署，另一方面也不曾知悉华晨内部在人事结构等层面有过怎样的细致调整和换防，在逐步信息化的时代，阎秉哲的“以不变应万变”已早不适用。

当前背景下，华晨汽车如何在巩固发展合资企业的同时做大做强自主品牌，做出自己的成绩，或是阎秉哲当下面临的棘手难题，也是能否在华晨汽车发展史上留下一笔的关键。?

本文来源于汽车之家车家号作者，不代表汽车之家的观点立场。

杭州湾大酒店依偎在浙江省慈溪市著名的峙山风景区旁，这家90年代兴建的酒店是当地为数不多的五星级酒店。难以想象的是，一位已被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老赖”就堂而皇之地住在这家酒店中。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于11月下旬来到这家酒店，有当地债权人爆料称，有证据证明原中国康鑫集团董事长、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现年55岁的沈定康常年居住在这家酒店四楼的套间（房间开在他人名下，自康鑫化纤危机出现后，沈本地房产被处置，妻子和孩子搬去上海，他就一直住在这家酒店），开一辆路虎揽胜，配有司机。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查询中国法院网发现，沈定康本人在2017年5月17日至2020年8月3日间共有10条失信被执行人记录，执行法院既有宁波市和慈溪市，也有上海长宁区。失信被执行人行为的具体情形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确定义务”以及“违法财产报告制度”。

当地数家金融机构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康鑫化纤风险暴露之时至2016年9月，共在8家金融机构融资近14亿元，除了少数抵押资产处置后银行收回部分账款，超8亿元贷款已经沦为坏账。根据启信宝查询，康鑫化纤2015年至今，已深陷33个金融借款纠纷案。

记者查询启信宝另获悉，康鑫化纤有16条限制高消费记录，其中12条直指沈定康本人，自2016年起申请人包括工行慈溪分行、交行慈溪支行、农行杭州湾新区支行、上海银行慈溪支行、工行杭州湾新区支行、兴业银行宁波分行、宁波银行慈溪支行、杭州银行宁波分行、光大银行宁波分行等。

在慈溪市人民法院限制消费令《（2019）浙0282恢58号》中，明确提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第一条以及第三条规定，限制康鑫化纤及单位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沈定康不得实施高消费以及非生活和工作必须的消费行为，包括在星级以上宾馆、酒店等场所进行高消费等。

即便面对8家银行对其个人申请执行限制高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沈定康依旧坐豪车、住五星级酒店，令人侧目。更令当地金融机构寒心的是，康鑫化纤负债“高耸入云”，实控人却涉嫌异地另起炉灶，疑似通过他人代持低价买回自己的资产，借此“假破产、真续命”。

“如果是破产后另起炉灶，那是企业家精神，但如此光明正大地逃废债，实属过分，如果引起别的企业效仿，那么银行和企业之间的信任关系将被彻底摧毁。”宁波当地一家大行人士表示。

从化纤龙头企业创始人到身负十几亿债务、被限制高消费，沈定康的经历让人唏嘘；但康鑫化纤留下的债务泥潭以及逃废债疑云，依旧笼罩在当地金融机构的头顶。

故事还得从十几年前说起。

作为浙江经济最强的县级市之一，慈溪位于东海之滨，居上海、杭州、宁波三大都市的中心，坐拥临海的杭州湾新区，有不可忽视的区位优势。当地产业结构支柱中既有出口导向的小家电产业，也有成熟的纺织产业链。而在2015年之前，康鑫化纤是慈溪当地化纤产业中举足轻重的龙头企业，且曾是慈溪前十强企业，为当地经济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

康鑫集团成立于2003年，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则成立于2007年，均为沈定康设立的企业。沈定康是康鑫化纤的法人代表及最大股东，股份占比59.7％，其子沈鑫为二股东，股份占比20.4％。康鑫集团虽然在2007年由于部分银行抽贷造成资金链危机，但化纤产业形势好转之后，康鑫化纤作为贷款主体又成了当地银行业的宠儿，经常从各家银行取得亿元以上的贷款，以及大行当地支行动辄5亿元的授信额度。

沈定康本人也是个明星企业家，公开资料显示，他曾经是宁波市青年商会执行会长、慈溪市人大代表，且获得过多项荣誉：“市创业能手”、“市五四奖章”、“市青年企业家”、“市优秀企业家”、“市先进工作者”、“市优秀厂长（经理）”、“市十佳孝星”、“市慈善明星”。

沈定康在1982年念完高中后，迫于经济压力去宁波市北仑区梅山树脂厂打工，4年后开始创业。与很多有生意头脑的浙商一样，他先后涉足过玻璃钢、空调设备、自行车零部件、摩托车配套，最终选定化纤作为主营业务，在慈溪杭州湾新区征地680亩，前期单次投资7亿元创立了“浙江康鑫化纤有限公司”。2008年康鑫集团公司年产值超过20亿元，一跃成为慈溪市、杭州湾新区“纳税大户”和“慈溪市十强企业”、“宁波市二十强企业”。

2005年开始，沈定康又涉足房地产，组建慈溪金桥置业有限公司和梵石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当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

成也房地产，败也房地产。

“印象中2008年经济危机时就已经出现问题，曾被几家银行驻点监管，后来房产形式走好，第一批被政府土地收储转性，开发房产康鑫梵石项目赚钱，后来化纤有所回暖已经走出困境，再后来继续开发房产以及化纤形势走差，企业经营转差，近乎破产。”浙江一家熟悉该企业情况的城商行人士对记者表示。

祸不单行。2015年9月，慈溪市原副市长张定伟受贿案法院判决书曝光。判决书显示，张定伟在担任当地农业银行领导时，包括康鑫等当地大企业在内的多家企业老总曾为贷款授信的事情，向张定伟行贿。

判决书显示，2006年至2007年，张定伟受慈溪康鑫摩托车有限公司（原慈溪宗申摩托车有限公司）、康鑫集团有限公司（原浙江康鑫化纤有限公司）、宁波康鑫化纤股份有限公司等企业负责人沈某甲的请托，利用职务便利，为上述企业在银行贷款授信审批方面谋取利益，于2006年春节前、2007年上半年分两次在其慈溪市慈溪山庄51号（以下简称慈溪山庄）家中收受沈某甲所送价值1000元的和田玉佩1块、现金20万元。

虽然判决书未公开沈某甲的全名，但债权人和当地人均对记者表示，较大概率是沈定康本人。

“沈定康作为慈溪老牌企业家， 社会 资源丰厚，其前期与历任政府官员关系较为密切。”一位当地银行高管称。

由于康鑫的过度展业和扩张，其银行业贷款也不断攀升。从2007年到2017年，康鑫贷款总额由不足7亿到达过巅峰时期的15亿元。

21世纪经济报道获取的2016年9月康鑫化纤的人行征信报告显示，公司在11家银行融资余额合计15亿元，金融机构不良及违约9.15亿元，关注类贷款4.07亿元。该公司在各家银行贷款信用余额最大的是建行，为5.31亿元，计入不良；农行2.43亿元，计入不良；兴业银行1亿元，计入不良；工行9309万元，计入不良。此外，上海银行、临商银行、杭州银行、大连银行、平安银行等多家银行均涉及不良贷款；交通银行有3.97亿的贷款进入关注。

“受损最严重的应当是建行和交行，”一位当地资产管理（AMC）机构人士对记者表示，当时有些大行的贷款有抵押物，但建行和交行担保贷款居多，因此被康鑫化纤一案冲击最多。

不过，两套报表显示出公司财务的猫腻。

21世纪经济报道获取的康鑫化纤2010年-2014年企业税报和对银行提供的财务报表存在利润差额和资产负债率的差额。其中，康鑫化纤2010年税报中净利润6484万元、资产负债率84.1%，但提供给银行的报表显示净利润8349万元，有1865万元的差额，资产负债率仅为64.8%；2011年税报中净利润5964万元、资产负债率87.4%，而提供给银行的报表显示净利润1.18亿元，差额为5873万元，资产负债率仅为69.0%；2012年税报中净利润8175万元、资产负债率达到了92.7%，而提供给银行的报表显示净利润5340万元，资产负债率仅为68.5%；2013年的企业税报亏损1.21亿元、资产负债率达到了98.3％，而向银行提供的报表显示当年净利润1.09亿元、资产负债率为66.4％；2014年企业税报亏损7563万元、资产负债率高达101.65％，已经超过100%，但向银行提供的年报为亏损1.39亿元、资产负债率虽然比往年高，但也仅为85.5％。

此外，就在危机爆发前的2013年和2014年两年时间，康鑫化纤累计增加银行贷款4.17亿元。

上述AMC人士指出，该公司税报和提供给银行的报表之间净利润和资产负债率数据完全对不上，原因可能有两种：一是通过伪造报表，骗取银行信用；二是通过虚构提高成本，降低公司利润，少缴纳所得税。

一位涉事银行人士对记者表示，这已经触及伪造企业报表骗贷的范畴。

另一当地城商行人士称，十年前慈溪企业自身真实报表和提供给银行及税务部门的报表存在出入情况非常普遍，以康鑫化纤一案为例，可见多家国有大行受此拖累。

就在康鑫化纤风险暴露之前的2015年8月14日，一家名为“江苏鑫博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的企业在江苏宿迁市注册落地，注册资本最初为3亿元，现已变更为1.83亿元。成立之初企业法人代表、董事长兼总经理名为沈晶晶，正是沈定康时年21岁的女儿，沈定康本人为这家公司的董事（后卸任）、其子沈鑫为职工董事（后卸任）。但据慈溪当地人所述，其女当时正在国外读书，实际管理者还是沈定康本人。

该公司的经营范围包括聚酯及化纤产品的研发、生产、购销，与康鑫化纤较为一致。

在2017年4月经济观察报报道了康鑫化纤贷款违约案，以及鑫博公司的成立之后，该公司历经多次工商变更，最终最大股东由持股80%的沈晶晶，变成了持股47.27%的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兑昌贸易合伙企业（普通合伙），法人代表为史科军，沈晶晶个人对后一家合伙企业持股14%。

当地债权人认为，这是康鑫化纤涉嫌资产腾挪的冰山一角，而更为悬疑的是原康鑫化纤公司本体。

2017年10月，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标的物“慈溪市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476号、滨海三路南侧、兴慈四路西侧等工业房产及机器设备”进行公开法拍，而这个位置正是康鑫化纤的厂房。

一位熟悉当时拍卖情况的人士表示，其实当地有不少企业对这块位居杭州湾新区的数百亩土地感兴趣，但由于是土地和工厂设备一起拍卖，其他有兴趣的公司也望而却步：“设备的采购情况和折旧情况只有原先的工厂老板知道，将化纤设备和土地一起打包出售，很多有兴趣的公司心里也没底，就放弃了。”

最终一家在康鑫化纤危机爆发后的2016年12月注册成立、名为宁波泉迪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企业以5.16亿元的价格顺利接手了康鑫化纤的土地及工厂设备，并在2018年1月更名为宁波泉迪化纤有限公司，自此由一家贸易代理企业变身为化纤织造加工企业。

目前该企业法定代表人为冯浙定，并作为第一大股东持股40%；上海双鹿上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持股31%，为第二大股东，该公司股权穿透后是两名自然人，其中慈溪商人陈泉苗持股60.6%，为其实际控制人；第三大股东为浙江安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29%。

但不少债权人依旧认为这家公司的实际管理者还是沈定康本人，前台站着的，不过是代持者们而已。

“现年55岁的冯浙定是沈定康的一个打工仔，无论是平时上班开的座驾，还是自己居住的房子都相当普通，这在慈溪商人中是非常罕见的，几乎不可能是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一位康鑫化纤的金融机构债权人对记者表示，据他的观察，沈定康本人还在泉迪化纤上班，常年往返泉迪化纤和杭州湾大酒店。这位债权人曾经去往泉迪化纤协商康鑫化纤贷款后续问题，当时沈定康就坐在董事长办公室中。

“老板还是那个老板，员工还是那些员工，一切都与以前一样，不同的只是泉迪化纤仅仅5亿元就抵消了康鑫化纤十几亿的债务。”上述债权人称。

但沈定康每次给债权人的回复均为：当前泉迪化纤与他个人并无股权关联，更不可能承担康鑫化纤的遗留债务。

而上述国有大行人士对记者称：“即便知道沈老板在掌管泉迪化纤，金融机构也毫无办法拿回曾经的贷款。更何况已经时隔四五年，很多银行将贷款有抵押物的就处置，实在没有抵押物的担保贷款也核销了，当地银行管理人员都已经轮换过一批了，这笔坏账更是杳无音信，渐渐被淡忘。”

为了验证这个说法，11月下旬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来到位于杭州湾新区滨海二路的泉迪化纤厂房，“泉迪化纤”四个大字矗立在原先“康鑫集团”的位置上，工厂面积很大，相当于数个足球场，前后两个门之间需要开车经过几栋长型厂房。大门口门庭若市，停满小轿车。正是一个工作日的下午，工厂内烟囱林立，冒着烟气，不少工人穿梭其中。

（泉迪化纤厂房门口，记者周炎炎拍摄）

记者询问门卫称：“今天沈老板在不在？”

对方回应称：“今天在。”

记者问：“沈老板经常来吗？”

对方表示：“偶尔来一趟。”

记者问：“沈老板是你们最大的老板吗？”

对方说：“是的。”

后对方警觉，未继续回答记者提问。

记者辗转联系到当前泉迪化纤的企业法人代表、最大股东冯浙定，但冯听说记者是询问泉迪化纤的实际控制人是否沈定康的问题后先是挂掉了电话，之后记者再次拨打，冯浙定沉默半晌，用并不流利的普通话表示：“这个你不要问了，我没有义务跟你说这个话，我没回答过这样的咨询。”

记者随即又联系到公司的第二大股东上海双鹿上菱企业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陈泉苗，现年51岁的陈也是生于慈溪、发家于慈溪的实业家，曾经收购“双鹿”商标冰箱、冷柜、小家电、电动自行车等全部4大类产品的所有权。

记者问：“泉迪化纤实际控制人是你本人还是沈定康？”

陈泉苗：“是我本人，不是沈定康。”

记者问：“可是这家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叫冯浙定，并不是你。”

陈泉苗：“冯浙定是帮忙代持的。”

记者问：“帮谁代持？帮你代持还是帮沈定康代持？”

陈泉苗：“帮我代持。”

记者问：“可是这家公司的员工说沈定康才是大老板。”

陈泉苗：“不是他，是我。这样吧，有事情的话你按照流程来找我。”

说完陈泉苗就挂了电话。

记者通过启信宝查询发现，泉迪化纤和康鑫化纤在工商登记过程中，留的是同一个座机电话。

“是不是通过别人代持的方式‘借尸还魂’，监管部门查一下各方的资金汇划记录便可以知道。”上述债权人表示。

记者多次拨打沈定康本人的手机拟核实，但对方未接听。

在2020年最新全国百强县榜单上，慈溪市高居全国第六，浙江省第一位，超过更为知名的义乌市。而在当前的光鲜下，很难想象就在三四年前，当地银行业遭遇的刻骨铭心的“阵痛”。

根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16年，慈溪全市不良率为6.08％，相对2015年4.85％的不良率，不降反升。

出人意料的是，重灾区并不是城商行，而是大行。其中，建行当年不良率达19.44％、中行为12.07％、招行11.09％、工行9.25％、平安银行10.83％、兴业银行10.67％。

当地银行业人士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最出格的是，某大行当年在慈溪的实际不良率逼近40%。

“慈溪前几年出现大额不良主要原因在于，早些年大量银行进驻后投放了体量巨大的互保贷款，受传统行业下滑后引发担保圈债务危机，其后出现了大量的恶意逃废债行为，加之房产价格腰斩，导致银行出现大量不良及清收损失。”一位当地城商行人士称。

由于金融供给端过于富余，资金涌向慈溪当地的民营企业，恶性竞争之下银行降低了风控标准。企业家之间互相担保，从银行套取资金的做法盛行，很多像康鑫化纤一样的企业开始多元展业、无序扩张，特别是向房地产行业进军，导致杠杆率飙升，在房地产价格上升受阻的经济周期，这些民企首当其冲。

一位从事金融案件审判多年的上海法官表示，类似康鑫化纤的逃废债情况在前几年比较常见，由于手段隐蔽、提前布局转移资产，甚至通过拍卖这种公开交易的方式重新获取自己的土地和机器设备，导致债权人难以获取强有力的证据，处于双方较量的不利地位。在本案中，债权人在诉讼过程中也难以占据上风，除非有关部门介入，通过账户倒查的方式让康鑫化纤实控人参与自己厂房拍卖的事实暴露，而参与拍卖则意味着当时在隐匿资产，应当被强制执行。

当地大行人士对记者称，目前随着银行业的逐年消化及金融生态复苏和房产价格上行，金融形势稳定，预计今年慈溪的整体银行业不良率会下降到1%以下。

接近泉迪化纤的人士对记者表示，泉迪化纤今年的生产才进入正轨，前几年均是亏损，在今年这个疫情蔓延全球的年份，反而出现了一丝转机，“本来由于人口红利的消失，很多订单流失到海外。但疫情期间，今年很多海外的订单回流到慈溪，因为其他制造业大国比如印度已经停工。慈溪的小家电企业和化纤服装等企业都在加班加点赶工，唯一可惜的是运力不足，货物囤积在港口等着发往全球。”

21世纪经济报道从宁波一家金融机构获悉，一家城商行目前已经对泉迪化纤贷款2.5亿元，但此消息并未获验证。

值得注意的是，11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简称金融委）召开金融委第四十三次会议，要求金融监管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坚决维护法制权威，落实监管责任和属地责任，督促各类市场主体严格履行主体责任，建立良好的地方金融生态和信用环境。秉持“零容忍”态度，维护市场公平和秩序。严厉处罚各种“逃废债”行为，保护投资人合法权益。

虽然上述会议针对的是债券市场，但对于银企贷款，同样具有震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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